芸芸众生在迷宫打转

 
芸芸众生在迷宫打转
2017-03-14 10:33:10 /故事大全 /被围观

  《心迷宫》,一部有着良好口碑的小制作电影是如何拍摄和上映的?

  舆论

  4个月前,太合娱乐发行总监田琪看完影片《心迷宫》,这个小制作、在诸多电影节获奖的片子并不文艺,“故事结构是商业片,要不是在农村发生,男女主角换个名演员,就是个商业片。”

  但他非常头疼,“这片子搁在去年或前年就是‘一日游’。靠口碑?口碑这东西,最多也就是在业内传播。这种片子很容易碰上死循环:没院线排,然后没人看;没人看,就没人排……”

  《心迷宫》原本定的档期是9月,却碰上一大拨进口大片,再晚些又是众片厮杀的假期,于是首映最终改到了10月17号–但他们又遇到《蚁人》和《小王子》。

  这是宣传李鑫从业3年来遭逢过的“最不正规的宣传”–导演只给了10张剧照,以及明星推荐话语和得奖情况。片子无大明星、无大导演、无大制作(170万制作),获的奖也不是欧洲三大奖,简直没法下手,“怎么宣传啊,完全没有任何卖点。”

  片子到了后期才出一版人物海报–最后上了饰演村长的男演员(团队有点担心剧透)。《心迷宫》走影展获了奖,担心观众误会是文艺片,是闷片,团队推了一款“烧脑概念”的海报。“因为它需要观众去动脑。”在一些院校做点映,大学生从头笑到尾,宣传点又加了荒诞、黑色幽默。预告片也不好做,因为故事背景发生在农村,怕观众误会成“很Low”的那种乡土片。

  “我们没有别的,只有口碑。”导演忻钰坤说。于是一早就确定了口碑路线–也是片子惟一的出路。然后是大规模巡演,跑了21个城市,全国点映135场。跑路演一般是两种情况,要么有明星撑场,要么对片子质量有信心。《心迷宫》无疑属于后一种。尤其在前期,他们做了三四个城市的口碑场,邀请影迷、媒体及影评人观看。每场导演跟影迷的交流都在一个小时以上。

  还是打准了–通过影迷圈形成小小的气候,再靠他们“安利”出去。近一周来,毒舌影评、桃桃淘电影、电影通缉令都在微信公号推荐《心迷宫》,不乏夸赞之词,豆瓣评分是国产片中少见的8.5。导演曹保平从片子看到中国电影的未来,“即便是好的商业电影也一定是故事为王。”

  田琪发现,《心迷宫》的票房收入中,网络购票达到了85%,“说明网络口碑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。”

  截至10月27日,《心迷宫》票房是914万。田琪觉得,“这个圈子还是小,大部分观众还是要消费、要娱乐。”

  做了近十年发行工作,田琪的感触是,中国的电影市场早就变天了–其中就包括舆论的力量。“《心迷宫》比预期的好一点,就是因为舆论。大制作的《太平轮》,就是被舆论拿下去的。”按他的观察,口碑逆行的片子有两种,一种是大制作、质量精细的文艺片,比如去年票房近四千万的《再次出发》。其次就是喜剧片了,比如刚刚拿下10亿票房的《夏洛特烦恼》。

  田琪记得自己开了20公里路才看到《太平轮》,他并不觉得院线残酷,“市场就是有它的规律,观众捧你就上,不行就下。”在他的观察,大部分院线对片子还算有标准,反而“很多片方在买票房,这些手段往往是恶性竞争的主要原因”。

  这次《心迷宫》主打一二线城市。在田琪看来,一些院线的支持甚至超出了他们“应该有的”。他跟百老汇、万达、金逸等院线争取长线放映。“这种方式对这种类型的片子最有利,因为口碑效应,要等它慢慢发酵。”但这也难,这几天他会听到院线负责人说,“没事,我们还能撑,撑不了我们再告诉你。”

  片方没有多余资金铺三四线城市。田琪会听到三线城市的一两个观众抱怨看不到片。他也无奈,“但真可能只有你一个人在看,小城市放映厅本来就不多,很可能当天就亏本了。”

  忻钰坤的感受是,多数三四线城市的观众刚开始看电影–在他们眼里电影基本上是大片。比如李鑫有个朋友在三四线城市工作,问他《心迷宫》是谁演的,他说没有明星,对方马上问,“那看什么?”

  心事

  忻钰坤皮肤白净,一点不像是出生于风沙漫天的包头。黑色细边框眼镜,加上一如既往的黑色衬衫和牛仔裤,多少显得有些拘谨、内向。

  这位生于1984年的新导演看上去老练、沉稳。“《心迷宫》更多是因为故事本身比较好,再加上大家给它贴上了处女作的标签,所以才有这么高的口碑,从拍摄技法上它还很粗糙,算是及格吧,它就如同一个手工艺品–好玩儿,光鲜,还有自己的精髓在里面。我更希望自己慢工出细活,做一个匠人。”

  电影开头的字幕写:电影原创故事作者鲁妮凡。鲁妮凡是制片人任江洲的母亲。4年前,任江洲带从未进过电影院的母亲看《失恋33天》,出来时,老太太索然无味,跟儿子讲了个“更有意思的事”:90年代初,河南老家的青壮年都到外地打工,有人赚钱回来了,也有人死在外面–没人知道死在哪。有一年大年初一,村里出现一具烧焦的男尸。三家人来认领,棺材换了三家。“其中一家以为儿子死了,准备下葬,结果儿子回来了。”最后棺材被隔壁村一家人拉走–那家人的孩子也失踪了。

  任江洲立即打电话给好友忻钰坤。忻钰坤两天两夜都在想这个故事。最后写了3个框架的《心事》,第一个最接近鲁妮凡的口述–关于打工、乡愁,有大时代气息,格局更大。第二个则完全讲村长,讽刺村官霸权(他估计过不了审)。第三个是他最有表达欲、也是最后呈现的《心迷宫》–多视角平行叙事,十来号人串一块,环环相扣成迷宫,最终揭开一个罪案故事。

  他按场景写,梗概先出来。然后非常重要的,他在三四页的图纸写满每个情节抛给观众后,观众会有什么联想,而这些联想又会接上哪场戏。他假设观众是剧本中的“第三人称”。“观众会有自己的情感线。影片开头,大壮带着陈自立(后来死了)在山上走,最后大壮手里拿着砖头。观众会想,‘是大壮干的’?”

  这透出了忻钰坤的电影观。他记得斯皮尔伯格说过:在拍摄影片时我脑子想的是“观众的视角”。他也深受科恩兄弟的影响。“你把观众带入进来,有些事你要让观众知道,不让角色知道,而有些事情,你让角色知道,不让观众知道,这是关于悬疑片特别基本的技巧。”

  他动笔慢,因为要“精巧”,也因为等待多年,他真的要做电影了,内心敬畏。多线性叙事结构在他眼里的意味不只是试验,不只是好玩,“电影应该像洋葱,很多层,第一层是让观众身心愉悦,然后是另一种生命体验,最后是电影本体上的延伸。”梗概是第一层,结构是第二层。观众是“上帝”,看芸芸众生在迷宫打转。“你以为每个人物命运都是单一的,当你俯视,所有人物命运是相互交织的。”

  而命运又是什么?故事结尾时间线切回最初,在后来已经死去的白虎虔诚地烧着香。忻钰坤一方面相信宿命,又觉得命运是人内心根本的欲望、动机决定的。因为他最感兴趣的是人的“心事”(剧本最初的名字),尤其是人类在极端情境下做出的选择,“人面对贫困、仇恨,选择的还是私欲。”比如胆小的大壮,怎么都下不了手杀人,但在对方丧命后,选择了不报案。

  每个人都在迷宫打转。片中一位母亲劝自己女儿不要问丈夫是否出轨,“你问了,这心事就压在你身上了。不问,压在他身上。他就会对你好。”因为私欲,谁也没有推开迷宫的墙,包括身为村长的父亲和儿子,最后在晦暗的天空下,他们站在殡棺(出殡但未入土的棺材)面前,表情暗淡,沉默无言。

  片子出来后,忻钰坤发现自己拿捏的度不错,“你会发现没有人是所谓的坏人。”一方面由于他眼里的人性“游走在灰色地带”,然后也是“做这行,你要知道线在哪里”。韩国电影《黄海》里面暴力的视觉效果,他很清楚在国内不可能过审。他坦言,电影结尾加了自首的字幕,是审查后的妥协之举。但这并不影响他的表达,“在5年前,对方可以让你把这个结尾拍出来呢。”

  很多影评人从《心迷宫》看到隐喻,解读点围绕“农村权力结构”、“劳动力缺失”等,但忻钰坤对这些议题不太敏感,也无太多兴趣,“所有背景、细节,都是为了故事合理。”他尤其反对创作者背负太多东西,“你要把背的东西扔掉才走得远。”

  洋葱

  去年忻钰坤养了条狗,今年没再养了。因为能在他出差时帮他养狗的朋友都离开了北京。他也经历过很长时间的类似纠结。直到二十八九岁,他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摄影,还需要父母接济。也是典型深度影迷的故事:高中迷上电影,辍学,在西安电影培训学院啥也没学到,阅片上万。工作经历是给西安某电视台拍栏目剧,偶尔接点广告。

  拍片过程比《煎饼侠》还要戏剧性。制片人任江洲迄今不敢相信,怎么片子就拍出来了,怎么就拿了奖,怎么就上了院线。

  一度他们在河南等了一周,实在不够钱开机,只好准备回北京。看着窗外父母在帮忙收拾器材,任江洲坐在车里崩溃了,他让朋友给父母拍张照。“我就想再也不回来了,要彻底地静一静。”他跟五台山的朋友联系好了,准备剃个头当和尚。躺在床上,突然手机就响了,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钱到了,留着个缝看手机,“就生怕不是。”然后他跟楼下的忻钰坤说,不用收拾了。

  片子拍完,任江洲跟央视法制频道的朋友都商量了,片子上不了院线就加些采访的内容,卖给法制栏目,一集20万,剪成3集,还能卖60万,收回点成本。

  演员多数是河南歌舞剧团找来的,导演得反复跟他们强调“要收着些演”,其中两个演得实在太差,重拍了一次,又费了几万块。肩扛摄影是调度最快最省时间最省成本的方式,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拍出类似《冬天的骨头》那样清冷的纪实风格。

  然后是剪辑。也许是创作者的天然不自信让忻钰坤又差点崩溃–这毕竟是他惟一的机会。现在回头看,他已经翻烂了李安那本《十年一觉电影梦》。

  命运最终来了。因为后期制作做不完,直到最后一天,忻钰坤才给First青年影展送了片子;威尼斯电影节也是赶上最后一天下午5点才寄出的,多亏了时差,意大利还是中午。结果他在前个影展斩获最佳导演、最佳剧情长片两项大奖,在威尼斯则拿到新锐导演大奖。也是靠着8个大奖,片子有了口碑,也才有了上院线的机会。

  讲起当下中国电影市场,忻钰坤语气不带一丝抱怨。他又提到洋葱理论,“中国电影第一层有了,就是漂亮、好看,但第二层非常浅,可以说基本上被放弃了。最基本的视听语言都被放弃了。镜头前面总是对切,没人讲究调度。”

  有不少大老板找上门来,内心难免浮躁一阵,但自我审视能力,以及对环境的认知帮助他清醒:“我要是去做所谓的IP,就是个螺丝刀,还不一定是最好的。”他觉得创作者最好的状态是科恩兄弟那种–永远不是票房第一个,但永远也不赔钱,这是创作者最好的状态。”接着他补充说,“或许有一天,如果好莱坞找我拍IP,我不拒绝。因为人家的IP是很好的原著小说,而我们的IP呢?我也做商业类型片,但对不起,我不可以接受。”

  全国跑了一圈,忻钰坤觉得,许多影迷比他想象的还要懂电影,“10年前观众都站在一个台阶。导演坐在第二层,做一个片子是满足第一层的观众看。但今天,第一层到第十层站满了观众。有可能导演是站在第四层。导演要有自己分众的概念,控制好成本,满足自己的受众就够了。当然,如果你要满足最大众化的大片,只能走搞笑、幽默的路线。只有这条路。”

  本刊记者 钟瑜婷 实习记者 王青欣 发自北京 编辑 郑廷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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